
今天文章的主题是八路军的子弹。
1940年,华北地区的日军中流传着一个说法:八路军使用了一种新型子弹。这种子弹飞行时会发出刺耳的声音,在击中人体后会在体内炸裂,造成严重的伤口。
日本兵讲,这种子弹的尖端有一种奇怪的红色,可能是八路军的特殊标志。
那么,八路军真的有这样一种子弹吗?答案是:确实有!
从1940年开始,八路军陆续装备了一种红色弹头的子弹。这种子弹是由八路军军工部自己制造的,现在在“八路军太行纪念馆”里还能看到实物。
现有的边区制造的红色圆头子弹
在日本老兵的日志里,这种子弹有个可怕的绰号叫“致命红圆顶”——“一旦击中肩膀,伤口会被彻底撕开,就像是整个肩膀都被从那个洞中硬生生地扯了出来。”
日军受伤士兵的情况,充分展示了“红圆头”武器的强大威力。
在大家的印象中,八路军的武器似乎不是很先进,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子弹呢?
这种“红圆头”子弹,其实是反映了地弹药落后的状况——它是一种“不合格”的产品。
要想了解“红圆头”的秘密,首先要了解八路军的弹药从哪里来。
这个国民政府不太可靠
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,本来应该全部用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弹药,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
1941年,中央军委的一份名为《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》的文件中提到:“国民党已经两年没有提供过任何子弹,以后能提供的数量也很有限。”
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,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弹药供应。
实际上,八路军从国民党得到弹药的情况,一直受到两党关系的影响。
例如,在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到1938年7月这段时间里,国共两党关系较为和谐,因此八路军得到了及时且充足的弹药补给。
1937年8月20日,也就是红军还没有改名为八路军的时候,南京就已经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弹药,包括步枪子弹30万发,机枪子弹20万发,手枪子弹20万发,迫击炮弹620枚,还有手榴弹1.5万颗。
这里有一份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接收弹药的清单:
资料来源:《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弹药供应研究》
但从1939年的下半年开始,形势有了转变。
1939年,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附近不断制造摩擦,导致两党关系紧张。随后,蒋介石用“断供”来威胁八路军。他在1939年12月这样指示:“八路军在未退出绥德前往河东之前,不要继续供应武器弹药。”
从那以后,国民政府不再给八路军提供弹药,八路军只好靠缴获和自己制作来补充弹药了。
弹药不足
自从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始作战,战斗越来越频繁。因为失去了国民政府的弹药支援,部队的弹药逐渐变得紧张起来。虽然各个部队的弹药储备情况有所不同,但因为补给困难,所有部队的弹药都开始变得非常有限。
八路军主力的115师,在平型关战役时弹药比较充足。据时任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,在平型关战斗中,每个战士都领到了一百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。这对八路军来说,已经是相当好的装备了。
抗日战士
但是,115师和日军一交锋,才发现子弹还是不够用。
在老爷庙那场激烈的战斗里,686团的战士们为了不让日军占据有利位置,硬是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了。这场战斗打得特别凶,是国内打仗时很少见到的,弹药很快就跟不上了。主力部队都这样,其他部队的情况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1941年1月,八路军战士聂文魁只得到了5发子弹。在领取子弹时,连长还特意叮嘱他,要记住“三不打”的原则:没把握不打、距离远不打、瞄准不准不打。当时,即使是正规的八路军部队,在作战前也只能领到10发子弹。
日本军在明治三十年期间使用的弹药盒
与此同时,日本士兵的子弹却非常充足。
在抗日战争期间,日军的步枪兵使用了一种自1897年就开始使用的“明治三十年式”弹药盒。这个弹药盒有两个前面的小盒子和一个后面的大盒子。每个前小盒分成两个部分,每部分可以装15发子弹,因此每个前小盒总共可以装30发子弹。两个前小盒加起来可以携带60发子弹。
后部的备用弹药箱里通常装着用油纸包好的子弹,底部留有透气孔。这个备用弹药箱在一般情况下很少使用,里面可以存放四个装有15发子弹的弹夹,总共可以存放60发子弹。
日军一个步兵的标准携弹量大约是125发,包括前盒的60发、后盒的60发和枪内的5发。行军时,他们还会额外携带60到80发子弹。
这样一来,每个士兵可以携带200发子弹,足以应对两次战斗。而一个日军的大正11式机枪小组总共携带的子弹大约是450发。
前面的盒子里分成了两个小空间
所以,日本兵在八路军眼里就是“流动的弹药库”,他们特别重视缴获敌人的弹药来补充自己的。有一段时间,“缴获”成了八路军的主要补给来源。
敌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了
八路军主要靠缴获补充弹药,很快就被日军发现了。鬼子马上想出了“反缴获”的办法。
从1940年起,每个日本士兵外出时携带的子弹数量被严格控制,最多只能带40发。日军还严密管理伪军的弹药库存,以防八路军从伪军那里获取子弹。
在这个时期,两军的战斗方式有了改变,这让八路军获取弹药变得更加困难。
通常来说,要成功缴获足够的弹药,大概得满足两个条件:
我们要彻底击败日军。
二、日军还没来得及打完所有子弹就被消灭了。
八路军要达成这两个目标,必须在速胜的同时尽量少用弹药。但1940年以后,这变得非常困难。
八路军穿上了缴获的日军大衣。
大约在1940年左右,日军在平原地区采取了一种新策略,叫做“囚笼政策”。他们在大城镇周围建起了碉堡,然后用公路把这些碉堡连起来,这样就把平原分成了很多小块,目的是限制八路军的行动。
鬼子这样搞,平原地区的八路军,再按旅、团为单位活动就很不方便,只能按营为主作战。所以小仗打得很多,大仗打得少,缴获也大幅减少。
在山区,八路军的旅级和团级部队依然非常活跃,因此发生了陈庄战斗、黄土岭战斗和大龙华战斗等战役。
然而,在这些战斗中,八路军虽然能获得一些弹药,但他们自身的消耗也非常大。这里有一组相关的数据:
在黄土岭战斗期间,我军获得了五万三千五百发不同类型的弹药,同时使用了一十一万六千一百六十八发弹药,获得的弹药量占使用量的大约四十六点一%。
在大龙华的战斗里,我们部队用掉的弹药和缴获的弹药一样多,都是五万发。
在陈庄的战斗里,我们每用掉5发子弹才能得到1发子弹。
从那时起,八路军和日军之间的战斗主要集中在“扫荡与反扫荡”“蚕食与反蚕食”这两种形式上。这种方式让八路军很难对日军的一个大队造成毁灭性打击。
日军子弹盒里备用的子弹。
1941年11月,彭德怀在总结黄崖洞保卫战时也表示,以当时的条件,大规模围歼鬼子确实很困难。
由于缺乏快速胜利的战役,八路军的弹药补给中断,陷入了有枪却没子弹的困境。
子弹壳!子弹壳!
因为在前线补充弹药变得越来越困难,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,特别提到了武器装备的问题。
每个游击区都应该努力设立小型军工厂,尽可能实现自制子弹、步枪和手雷等,确保游击战不会因为缺少武器弹药而受影响。
然而,在根据地制造子弹并非易事。除了缺乏必要的机械设备,更棘手的问题是没有原材料。
在抗日战争时期,子弹壳通常是由黄铜制成的。然而,在抗日根据地,由于缺乏冶炼黄铜的技术和足够的铜原料,所以无法自行生产子弹壳。
造不出子弹壳,更别说生产子弹了。根据地兵工厂,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——自己制作可以装填的子弹,也就是所谓的“翻造子弹”。
复装弹是指将用过的弹壳修复,再填充新的火药和底火,最后装上新的弹头制作而成的子弹。
八路军的战士们拿着缴获来的武器。
相比制作手榴弹和炮弹,重新装填子弹的过程要复杂得多。
制造一发复装弹,需要一个废旧弹壳、火药、以及一枚重新制作的弹头。然后要进行清洗、整形、退火,检查底火眼、上底火、装发射药、装弹头、紧弹壳、弹口及底火点虫胶漆、检验、通过全弹样规、滚光等几十道工序。
八路军在生产子弹时,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弹壳。
从1941年开始,用过的弹壳成了八路军的“宝贝”,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收集弹壳,也不断要求部队重视收集弹壳的问题。
1941年1月13日,朱德给部队发了条电报,说:“现在总部的子弹不够了......以后领子弹的人必须带子弹壳来,一颗换一颗,否则就不发了。”
当时,从中央军委到各部队的领导,都在频繁讨论收集弹壳的事情。八路军在紧张的战斗任务间隙,还得想方设法去收集弹壳。
抗日战士
八路军的步枪手在转移阵地前,会仔细捡起散落在周边的子弹壳,战斗结束后交给班长。机枪手因为要频繁变换阵地,战斗中没空搜集,但打扫战场时,其他战士会根据机枪手的回忆帮忙找弹壳。
在临沂附近,115师686团设了一个埋伏圈,准备伏击一支日军。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兵力超过预期,我军没能全歼敌军,只好迅速撤退。
两天之后,686团再次派出一个小分队,回到战场收集遗留下来的弹壳。最终,他们找到了400多枚弹壳,并将它们上交给了上级。
八路军特别热衷于收集子弹壳,这事也让日军注意到了。
在战场上,一些战士注意到,为了不让八路军捡到弹壳,鬼子也开始学着捡弹壳了。日本的机枪手甚至在抛壳口套上了一个布袋,把机枪打出来的弹壳全都装走,一个都不剩。这说明鬼子不仅狡猾,还到处都有眼线,真是防不胜防。
日本军队的机枪手在摆姿势拍照
部队收集到的弹壳都会被送到子弹工厂。这个工厂里有一些专门用来制造翻新子弹的机器,能够大大加快生产速度。据当时参与翻新子弹生产的沈丁祥回忆:
子弹厂的车间里,摆放着周恩来副主席通过统战工作从敌人控制的区域弄来的设备。具体来说,有两台弹壳车底机、两台取轴冲床、两台紧口机、两台收口机,还有一台元车,另外还有一台车床和一台小冲床。这些设备对当时的生产非常重要。
除了在工厂大规模生产,八路军还组建了复装弹小分队。他们带着现成的弹头和简单的工具,跟随作战部队行动,在战场上现场制作复装枪弹,直接供部队使用。
不久,八路军的子弹厂增加到了两家。到了1943年,晋察冀兵工厂生产的复装子弹数量超过了100万发。在抗战期间,各兵工厂总共制造了700多万发子弹,其中大部分是复装子弹。
无烟炸药
解决了弹壳的问题后,八路军的技术人员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火药上。
中国是火药的发源地,民间也能制造。实际上,早期根据地自制子弹时用的就是乡亲们自制的“黑火药”。
但是这种火药在使用时有很多问题,战士们的意见很大。
八路军使用的“弹头引伸冲床”
据军工人员回忆,这种装有黑火药的子弹在发射后,会留下浓厚的黑烟,环绕在战士身边。这不仅会影响战士的瞄准,还会暴露他们的位置,引来敌人的攻击。
用这种黑火药子弹打仗,一场仗打完,战士们经常会被熏得满脸灰土。
所以,尽快找到无烟火药成了非常紧迫的事情。
开始时,军工人员获取无烟火药的方法是,把日军炮弹的发射药筒拆开,取出药桶里的无烟火药条,然后把药条剪碎,装进子弹壳。
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。八路军得到的发射药筒数量不多,还要分给炮兵一部分;此外,拆解药桶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
八路军的领导和晋察冀军区的武器制造部门决定自己生产无烟火药。
1940年1月,河北省唐县的一个村庄里,八路军晋察冀军工部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陶塔,这个塔是由水缸搭成的。他们开始在这里生产硝酸和硫酸。
八路军兵工厂使用的加工工具
1940年8月开始,八路军掌握了大批量生产硝酸和硫酸的技术。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三位同志,利用自己生产的原料,成功制成了无烟火药,这种火药很快在其他根据地得到了推广。
到了1942年,两个根据地已经成功制造出了浓硫酸,并且利用这些硫酸生产出了无烟火药。他们还进一步开发了多种其他类型的火药。
1944年以后,各抗日根据地的火药生产数量迅速增加。拿太行区来说:
1944年制造了26公斤的雷汞,到了1945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了118公斤;1944年生产的发射药有760公斤,而1945年则大幅增加到10203公斤;1945年还生产了15503公斤的烈性炸药。
八路军最终攻克了无烟火药的技术难题。
红脑袋圆圆的
除了弹壳和火药,复装弹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弹头。
一种全新的日本制造的6.5毫米步枪子弹,它的弹头里装有铅芯,并且外面还有一层铜制的外壳。这个弹头的设计是先有一个坚固的铅芯,然后在外面加上一层比较柔软的铜皮。这种子弹的结构和其他重新装填的子弹也是一样的。
重新装填的子弹会利用旧的弹壳,而子弹头只能通过铜和铅来再造。
之前提到过,八路军一直缺少铜材料,也没有办法自己炼铜。为了制造弹头,他们只能回收一些含有铜的旧金属。他们发现,光绪年间流通的铜币特别适合用来制作弹头。
军工人员先拿光绪铜元,把它用力挤压和敲打,做成像试管一样的铜罐。接着往里面倒进熔化的铅水,封好口,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弹头。这个弹头的颜色和铜元一样,呈现出暗红色。
然而,铜元也有一个不足之处:它的硬度比纯铜高得多,因此加工起来非常困难。
在用人力螺旋冲压机生产铜元弹头时,工人经常忙活半天也生产不了多少。技术人员于是想了个办法,用骡马来驱动冲压机压制铜元。经过试验,这个办法果然成功了。
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弹头,表面会有许多细小的裂缝。这些裂缝在弹头制成后会保留下来,无法完全去除。只能在简单打磨后,才能交付部队使用。后来,人们就叫它“边区造”或“红圆头”。
子弹发射后,高速飞行时,空气会从缝隙中灌入,发出刺耳的呼啸声。高速飞行的空气还会导致子弹表面的铜皮剥落,露出里面的铅芯。
这样,当特制的圆形子弹射入身体时,外壳因阻力破裂成许多小碎片,里面的铅心也被挤出来,在体内四处乱撞,效果类似达姆弹。因此,它造成的伤口比普通子弹严重得多,给敌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
不过,红圆头弹也有明显的缺点。粗糙的加工让它精度下降,射程也不如新造的子弹远。
这种被鬼子兵叫作“要命的红圆头”的子弹,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的那种特殊型号。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应急产物,但同时也是中国军民英勇抗战、不怕敌人的真实写照。
结尾感言:
八路军在抗战时期一直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。虽然根据地的兵工厂生产能力一直在提高,但毕竟不是机械化大生产,所以生产量始终不够。
八路军的“弹壳引伸冲床”
在抗日战争初期,八路军的弹药主要来自国民政府的发放和战场上的缴获。后来,当国民政府不再提供弹药时,由于战场条件的限制,八路军通过缴获获得的弹药也越来越少。到了1941年至1942年期间,八路军陷入了弹药短缺的困境。
在困难时期,红色军工通过自力更生,想方设法生产自己的子弹,让自制子弹的比例逐渐增多。到了抗日战争后期,各根据地的弹药生产逐渐步入正轨,特别是在制作精度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复装子弹方面,取得了显著的进步。
自从1943年起,尽管面临原材料短缺的问题,八路军的兵工厂还是在艰苦条件下,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弹药供应。
1937到1945年,抗日根据地建了130个兵工厂,有近2万工人,生产了780万发子弹,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有很大帮助,也为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给现在的现代化军工企业注入了红色基因。
在对抗外来侵略者的艰难时刻,我国的武器制造行业稳步前行,最终走出了一条辉煌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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